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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辰山:世界到底怎么了?比较中西哲学怎么看?
作者:田辰山 发布日期:2020-03-09 来源:察网

  一、缘起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家狄更斯用了这样一句话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世界。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引用了这句名言,指出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中,让许多人感到困惑,弄不明白世界到底怎么了;因为“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


  美国著名比较中西哲学家安乐哲多年来一直用“最好的时代,最早的时代”提醒人们,当今科技空前发达,在手段上本来已有能力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但是因为缺少道德所以世界饥饿仍然是大问题。人类在面临的全面危机困境面前,有待全球的人类意志、价值与行为有一个根本的哲学改变,才会获得治理和抑制。


  怎样理解眼前这个矛盾的世界?世界乱像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或许比较中西哲学研究可提供一个角度。我们归纳出一些问题,请比较中西文化学者田辰山教授就这些问题,谈一谈比较中西文化视角可给人们一些什么启示。


  二、介绍田辰山教授


  田辰山教授为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国际儒联国际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曲阜中国孔子研究院“安乐哲儒学大家项目”核心成员。自2008年创办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并任主任至今。2006年起至2019年就职北京外国语大学文教专家。


  田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至2006年旅居美国近20年;其间获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硕士、哲学硕士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从师著名美国比较中西哲学家安乐哲和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曾长期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美中交流与研究工作。返回中国后,在十多年高校教学中以及在各种学术活动及场合,田教授协助与配合安乐哲教授在中国推介“一多不分”比较中西哲学阐释方法论。田教授学术领域为政治学、政治哲学和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研究。他代表性文章为:《中国的互系性思维:“通变”》、《儒家思想与现代科技问题》、《中国文化的自觉自信与交流》等。2001年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再阐释》论文获得全美政治学会议最佳论文奖。 他创立中国“通变”思维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比较理论。代表专著为《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Chinese Dialectics:From Yijing to Marxism)。 2008年该书中文版被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7年为典藏版再次出版、再次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该书还曾获得2010年“第13回世界易经大会”著作金奖。作为教学,田辰山教授讲授课程主要包括: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西方政治哲学、中国政府和政治、比较中美外交政策、中国哲学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媒体与政治、中西哲学文化翻译研究、中西比较格局中国现代史概论等。


  三、访谈问题


  1、“比较中西哲学”的定义(或者是“缘起”)是什么?


  2、什么是“哲学”?中国有哲学吗?中国的优秀传统可以称作“中国哲学”吗?


  3、怎样从“比较中西哲学”看待马克思主义?


  4、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什么差别?


  5、什么叫做“一多二元”?什么叫做“一多不分”?


  6、“一多不分”的来源?


  7、什么是正确哲学?中国是怎样的“一多不分”?跟“周期论”、“精华”、“糟粕”什么关系?


  8、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中国的“一多不分”如何与西方文化会通?


  9、如何看待中国的“义利之辨”与西方的自由主义?


  10、中国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与儒释道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科学”不能异想天开?


  11、如何看待近代以来西方人翻译的中国哲学和中国人翻译的西方哲学?


  12、中西方哲学如何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


  13、如何推开通向理解中国之路的十二道障碍?


  14、《易经》如何在现代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15、“一多不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关系?


  16、中国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


  17、“中国故事”必须从哪里讲起?


  18、“比较中西哲学”对增强中国文化、道路、理论自信有什么重要意义?


  19、“比较中西哲学”对思想、政治、外交、军事、中西交流等领域有什么重要意义?


  20、人需要什么样的世界观?“比较中西哲学文化”教学怎样帮助学生确立正确三观?



  1、“比较中西哲学”的定义(或者是“缘起”)是什么?


  比较中西哲学是个比较新的领域,时间不长,可以说是从上世纪30年代慢慢发展的。以往人们都简单、传统地认为,比较哲学就是找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或者各个文化之间,有哪些类似的地方,有哪些不同。过去比较哲学是这样做,就形成了一个传统的、流行的比较方法。这其实与近现代以来西方和东方在经济实力上的强弱有关。西方在经济军事上占优势,所以它们在文化上也占优势;一讲比较,都是用西方文化概念来到中国找雷同或相似。找到了也不是正宗,找不到则认为是东方文化的落后。


  我跟澳大利亚儒学学者李瑞智(Reg Little)先生认识后,他曾跟我说过,中国文化被介绍到西方,一开始受到赞颂和欢迎,西方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受到中国的影响。这个判断曾有很多西方学者做过研究、提出过。这一观点的关键,在于文艺复兴是反对古罗马政教合一的统治,教会权力很大,人们对此很反感。这是因为教会在政治、生活上都对人进行控制,如果谁犯了错,要去教会作忏悔。所以整个是教会在控制着人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还有思想状态。但是这个时候人们发现教会的神职人员本身却很腐败,所以引起当时人们对教会不满。也就正好这个时候,传教士来到了中国,还有些生意人到东方来,像马可波罗。可以说这些人是最先把关于中国的令人神往的信息带到西方的,给了西方一个很清晰的印象:在中国人们不信上帝,但是他们的生活不错,物质有多么丰富,社会有多么安定,等等。这样的信息传过去以后,西方整个对中国是羡慕的。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开始说,咱们也学中国吧,他们不信仰上帝,不是过得不错嘛。所以中国文化等于是给西方文艺复兴加了一把火。但是后来西方产生了文艺复兴,又走向了启蒙运动,转向了科学民主,这就到了19世纪。当西方资本主义大生产兴起之后,西方有意识地凑集一些学术知识分子,要刻意建立一套话语体系,去说西方自己是先进的,而不能再说东方和中国是文明智慧的。所以是在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的转变之下,产生了我们现在熟悉的这种话语。所以,正是西方人把中国思想文化带到西方,并且是对它很热衷、很欢迎,大概三四百年之后,西方又转变了这种态度,是这么一个过程。西方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到了19世纪,西方列强推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开着炮舰,在非常强势使用暴力状况之下,把西方的教会思想带来强加给中国。我们中国大门被用武力打开之后,被列强烧杀抢掠,强迫向中国贩卖鸦片。


  这个情况,让中国人蒙了,开始认为我们自己从物质到精神整个都是不行的。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曾经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忽然间就被人打脸了。这就像一个老夫子在马路上碰到一个流氓,被蛮不讲理地打了,老夫子就受不了了,身体被人打了,在精神上也被伤害了,受了侮辱了,因此就抬不起头来了。在这种状态之下,“五四”运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说西方是科学、民主的,中国是封建、落后的。人们追究原因,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是这样挨打的,开始反省责备自己,觉得一定是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国在传统思想文化上都不如人家。这时候有不少人出国,从西洋传进来很多的信息,像“自由”、“民主”这种我们到今天还觉得不错的词汇,但是其实对西方本身不了解、不懂。西方“自由”、“民主”这种字眼是怎么产生的?它在根本上是不是我们汉字的“自由”、“民主”两个词?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咱们的肉体被人家打了,还签订了那么多耻辱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就自己怪罪自己。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亚洲地区被日本打败了,中国人就开始认为自己连日本都不如,也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之后派很多学生去日本学习先进经验,当时有很多西方思想被首先翻译成日文,中国留学生就把日文再翻译成中文,是经过了这么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是在用西方的这些好听的话语,如“个人”、“自由”、“民主”、“科学”等等来衡量中国。其实原本中国科技是领先的,是什么原因在近代中国的科技没有像西方这么发达?现在我们发现,原因是中国不会像西方一样以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为驱动力。这是一种西方启蒙运动以后产生的哲学思想文化的驱动。西方科学发展,实际背后是以这种思想驱动的,包括为了赚取利润,节省成本,尽量用越来越少的工人,让产品越来越方便,成本越来越低。另外还有,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自军事的刺激。现在很有规模力量的科学项目出自用于军事;因为西方文化有一种排他性,导致去掠夺别人的心理倾向。这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时候的哲学就有的传统。


  所以是在这样一种大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中国和西方在互相理解的时候,是用西方的话语来对待中国的,而且这是中西在对待彼此上成为主流的方法。只有到了西方本身产生了对自己哲学文化批评的时候,应该说是从近现代开始的,像尼采、莱布尼兹、伏尔泰这些思想家,一直到后现代西方学术界把自己整个思想文化在哲学上加以否定。其中一个很关键的认识就是认为自己的整个思想文化传统是一个哲学谬误。因为它假设了一个上帝,一个超越的真理,而这个假设很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在这个假设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西方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概念。如果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它的整个传统就是建在空中的楼阁。是这样,西方后现代批评自己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一个强势潮流。


  安乐哲老师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我们不能把西方文化整个加以否定,因为西方传统自己有自我批判,“东西方化”是中国和西方的共同大方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安老师的比较中西哲学的阐释方法论,这一套学术的来源,是上世纪30年代像理查兹、葛瑞汉,葛兰言,李约瑟等等一批人开始的思想汇流,逐渐形成的。他们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过程时,发现西方对中国施以现代性理论的解读是有扭曲中国的问题的。他们认为西方人们把自己的概念理论框架强加到中国传统之上,效果对它是扭曲的。是这样,这个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从30年代慢慢发展了50年到80年代。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学者们的贡献。唐君毅就有比较特殊的贡献。他的比较中西哲学研究总结出了七点,都很好,都很重要,当中有一点是“一多不分”。


  西方宇宙论假设推定的一切物,都是二元对立的,每一物都是单子个体,都有每一物的本体或本质。这包括上帝这个唯一独立超绝本体。由它派生的其他一切单一本体也都是独立、二元的。但中国哲学不是这样的。中国的自然宇宙论是“一多不分”的。在这种比较哲学阐释的基础上,安老师和郝大维合作写了十几本专著,如《期望中国:探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叙述》(《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孔子哲学思微,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儒家角色伦理学》(《Confucian Role Ethics》)等。其中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有一个关键的概念叫做“interpretive context”,中文翻译为“阐释域境”。其实我倾向用汉语称它是“文化语义环境”,就是说,要理解中国,必须到中国的“一多不分”文化语义环境中去理解;要理解西方,必须到它的“一多二元”、也即超绝主义和二元对立主义这样的文化语义环境中去理解。


  其实两个“阐释域境”是中西两个思想文化传统各自形成的自己不同的宇宙观,在彼此宇宙观之下又形成的自己的认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价值观”在中国其实称为“人生观”和“荣辱观”更恰当。所以安老师创立的,是这样一套比较中西哲学阐释的方法。不然的话,则只是简单地从中国和西方各抽出一个说法,去讲这两个说法要么是很相似的,要么是很不一样。它是那样就在这个“相似”或者“差异”上去比较。这样做经常忽略一个根本性问题,是虽然西方一些话语概念被翻译为中文后表面上与中国的相似,但是在根本上其实并不是一样的。所以,安老师就用对各自文化语义环境(或曰“阐释域境”)的不一样加以阐释的方法,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是对两个哲学文化传统整体性的比较,这两个叙事大故事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一多二元”,另一个“一多不分”,所以从各自的内部取来的一些似乎对应概念,不管如何相似,都不能从听起来像不像去判断它们的相似还是差异。


  这就如同一棵枣树和一棵榆树,如果你要在树叶树枝上去比较,事先立了一个前提:不理睬它是枣树还是榆树,两树木的差别对它们树枝树叶的比较都不具有意义,那么你就会倾向去看相似性,而不是从你已经看到这两棵是不同的树为出发点,会不去自然而然地想到它们的树枝树叶肯定是不一样的。


  安老师的中西比较哲学方法,相当于给你一个提示:你一定要把一棵是枣树而另一棵是榆树做优先考虑。结果你将会从树根开始说这个是枣树,那棵是榆树,你自然会先考虑这两棵树叶子肯定是不一样,将去考察如何不一样。安老师这样的比较方法等于在整体上告诉我们中西这两种哲学文化是如何不一样,它们从宇宙观,认识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再到语言文字、概念词汇和话语上如何不一样。是这个比照性的出发点,对我们中国人非常需要,对西方人也非常需要。有了这种方法,大家就会意识到,在表面上相似还是不相似上争来争去,其实才是意义不大的,而是要从根子上考察和阐释差别。这样比照性的起点,需要我们都超出自己,都走出去,从自己文化走出去,把对方了解清楚,然后再回头看自己。这样则避免很多误读和很多没有意义的口角和争论。所以将来世界要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非常需要这样比较哲学文化方法的。


  2、什么是“哲学”?中国有哲学吗?中国的优秀传统可以称作“中国哲学”吗?


  这个问题是很关键的,很多年来学术界、哲学界就在中国是不是哲学的问题上争来争去,甚至贬低中国文化没有哲学。这种情况其实是因为没有太明白西方“哲学”这个概念是什么。我们在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他们倾向于把儒家说成儒教,不谈文化谈宗教,因为这样做法更适合在那里生存和生活。这里边也牵扯现在这个“中国思想是否是哲学”的问题。此外还有“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这种问题都是用西方话语解读、衡量中国文化导致的争论——用“philosophy”来说中国有没有哲学。“philosophy”的意思是“爱智”,是柏拉图,苏格拉底所说的那套严密逻辑性探求绝对真理的哲学。到了今天当我们知道西方的哲学是“一多二元”的,中国是“一多不分”的,这时候再来争论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西方的“philosophy”是研究类似“God”的概想,是一套假设,是假设“God”这样一个宇宙本源,然后在假设基础上思辨,做逻辑的推理。建立假设、建立概念、建立范畴、建立逻辑、建立思辨,这是西方哲学非常突出的特点。


  因此照这样理解,整个西方从古希腊开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古罗马神学家,甚至一直到现代很多西方哲学家,沿的就是这样一条线发展了哲学。到了现代以后,很多人不再研究哲学了,开始研究科学技术了。后现代将“唯一真理”这个超绝概念否定了,人们也在争论后现代思潮是否是放弃了哲学。这是西方的“哲学”的概念。而我们在中国传统角度如果说我们是哲学的话,我们的“哲学”不是“philosophy”。我们不是形而上学地追究一个抽象的、把整个宇宙创造出来的“God”或者什么类似的“绝对真理”或“造物者”(Creator)。中国研究的是现实世界的天地万物,完全是在人类经验的事物中观察到、思考出来的。所以中国哲学思考对象不是什么“God”,而是道。西方“哲学”自己讲的是“爱智”,这个“爱智”实际是找那个抽象“God”,完全成为对那个“Creator”在假设层次形而上学逻辑的思辨和推理,实则是一套非智慧的“知识”哲学。“philosophy”变成了“episteme”。“Episteme”意思是追求知识,不是追求智慧了。智慧传统是人类的、在经验生活中的“sophistication”或曰“精道”、“老道”,具有精干处理事物之间关系思维能力的高明状态。


  所以是在这个差别问题被抹掉上,西方“philosophy”这个概念被翻译成、理解成了汉语的“哲学”。而中国汉字“哲学”的“‘哲’字从折从口。手做折叠,是将绳子或布条所均匀的来回运动,其后摆成折纹”;“口做折叠,是将一件事情讲过来,说过去,再颠过来,再倒过去的来回说理……这就是哲理”。中国传统的“哲理”不是“philosophy”的“哲学”,而是一个对天地万物内在联系的特殊说法或曰“道理”,因此是曲折的,不是直线的单方向的。通俗点说,是人要知道在复杂的现实事物中在哪里拐弯,是什么特殊情况,应当如何前行,怎么把各种道路走通,正如同庄子《庖丁解牛》对“道”的比喻,在这方面有精到能力者成为“智慧”。因此,“哲”讲的是圣人。他对天地万物之道体悟深刻而且善于从各个方面讲得“大道至简”。


  所以很关键,我们需要分清楚中国“哲学”和西方“philosophy”的差别。安老师曾经指出,说中国没有哲学是个笑话。他用像莱布尼兹,李约瑟等西方哲学家的话,指明中国没有上帝但照样有智慧;中国智慧是不依靠上帝的,中国的智慧配得上称“哲学”。实际上,哲学就是世界观的问题。人类观察、经验到的天地人万物现实加上他“遂感而通”之后树立的宇宙观、认知观、思维观、人生观和荣辱观。荣辱观跟当今人们普遍用的“价值观”其实很不一样。中国早就有其实是“克己复礼为仁”“唯此为大”的“价值观”。中国的是一种人和天地万物之间内在关系的恰到好处的“中正”,从这个角度理解的中国哲学宇宙论、认知观、思维观、人生观,作为“价值观”就会非常的清晰。


  西方主流宇宙观是“God”。这个认识论是假设,其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单向线性因果关系。其“价值观”则是今天人们极为熟悉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本来实在是应该翻译为“一己单子个体主义”。它本是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的主流价值观。美国社会堂而皇之承认它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文艺复兴之前的价值观是与“God”(上帝)分不开的真善美理念,是Truth,被译为了汉语“真理”。这些跟中国不一样的是,我们是天地万物的浑然一体,生生为贵的关系为本(“价值观”),也是“认识论”,整个是一个有机的“一多不分”的生命体系组织。


  3、怎样从“比较中西哲学”看待马克思主义?


  如果在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它来到中国一下子则同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通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实际是在西方从主流的“一多二元”变成的“一多不分”。它是在西方传统异军突起的一套哲学思想和理论,所以直到今天仍是不被西方主流接受的,甚至是被仇视的。但是当它来到中国被翻译成汉语,却跟中国文化一拍即合。这就是因为它是受中国文化传到西方的影响,经过莱布尼茨、伏尔泰、黑格尔,后来影响并在马克思这里,产生一个没有上帝单一秩序的、不停止运动的和物物皆是内在联系的宇宙论。这与中国传统的“道”所讲的内在联系、万物的“和而不同通变的”关系正合辙。在马克思那里,人是关系的,是社会性的。所以则自然而然地与中国的经典哲学思想结合在了一起。


  像《道德经》、《易经》、儒学经典等等,这些统统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它们的核心精神就是哲学。不过由于以前缺少西方作为同我们的一个比照,中国哲学我们过去看的,不说它是一个宇宙观、认知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体系,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后我们才开始讲世界观、认识论、思维方式、人生观等。所以当我们读经典的时候,带着这种世界观、认识论、思维方式、人生观等去看待、去读和去理解的话,立刻可以把握到经典的核心精神,意识到它们整个一套的精神内涵都是哲学的“一多不分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共产主义文化,核心精神都是“一多不分”。它们讲的最关键的,就是讲人与人的相连不分关系。


  西方的“一多二元”是讲人与人之间没有关系的,一个个人都各自是独立单子个体,争取一己个人的利益,人和人之间是冲突的。这是同中国的“一多不分”最根本的差别。从古到今印欧传统主流都是“一多二元”的,但是也有像古希腊时的赫利克里特等一些人,还有到现代马克思等一些人,以及后现代为数并不少的西方思想家,他们的思想理论相似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互系性思维。我们可在西方文化中找到这些人,同这样的思潮去进行对话和汇通。如果盲目找到那些专讲人与人是斗争的去谈汇通,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一个人特别自私,他老想从你口袋里把钱掏走,你要跟他讲什么汇通,弄不好他把你给害了,把你钱都掏走。我们只有在给他钱,让他从我们身上捞好处,似乎才会有“汇通”。这还是我们讲的“会通”吗?一个人上银行去存钱,另一个人在路边专门等着,想着把他打死把钱拿走,这样的两个人如何汇通?这是没法汇通的。


  4、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什么差别?


  这个问题现在看是很清楚的,它们的主流不一样,中国是“一多不分”,西方是“一多二元”。但我们在讲的时候,还是要首先意识明确,不能把这样的差别讲成了中国与西方整个都是二元对立。理由是,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也有类似“一多不分”,像古希腊的赫利克里特,近现代的马克思一些人。中国也有“一多二元”人物,也是中国式的“一多二元”;比如杨朱(《孟子·尽心上》的“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不过他们说的这些话并不属于中国文化主流,甚至是“支流”得连具体文献也没有流传。他们这些话是被边缘化了的。而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思想在西方却呈现为主流而且更为概念化、绝对化。


  5、什么叫做“一多二元”?什么叫做“一多不分”?


  西方“一多二元”的“一”是“God”(上帝)或“Creator”(造物者)。它所创造或者派生的所有东西的单个个体也叫(小)“一“。它是最大的“一”是大写的“One”。“God”(上帝)也是大写的。“Providence”(上天)也大写。这些开头大写词都意味是上帝意指。“多”(Many)是这个大“一”主宰的一切的单个的小“一”(one)。可以说上帝那个“一”是“Being”,人类是小“being”,叫做“human beings”。但是中国“一多不分”的“一”不是这种“一”。中国“一”是整个天地宇宙万物为浑然一体的“一”,是整体性的“一”、“太极”的“一”,“道”的“一”。大“一”是大道、常道,是整个天地宇宙的连在一起。小“一”是小的“道”,特殊具体的小的联系性或关系形态。老师有师道,学生有学生之道,各行各业都有它特殊具体的道。每一细小的联系性都有其独特的关系形态或态势。《易经》的八八六十四卦其实就是六十四种大关系形态或态势,是六十四大特殊具体道的态势,也即万物内在联系的态势。


  “多”是什么呢?“多”在西方是单子个体,而在中国“多”是关系形态。中国老祖宗两千五百年前就提出世界万物是连在一起的关系的。现在西方前沿的科学量子论也得出最微小的粒子都是关系的。这其实证明了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深刻与智慧。西方总在假设个体是单子碰撞的、二元对立的。“二元”即是两个单子个体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即使碰撞在一起也是外在因素造成外在关系的一个机会。碰撞即是对立冲突,也就是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观点。它强调单子发挥个体的能力优势,把对方打垮获得“自由”,支配他者的“自由”。中国经典思想则认为任何事物之间都有内在不分关系,因此强调要处理好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有了儒家对“仁义”、“中庸”的提倡。只有在这样恰当的内在关系中,才会有生命的生生不息繁衍。反之,提倡人与人之间为一己利益而斗争,生命是不会有繁衍不已延续机会的。此外,一个很重要观念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而契合才可得繁衍。矛盾还是存在,差别还是存在,正因此,儒学才讲“君子和而不同”。


  “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的差别在于“一”不是相同的“一”,“多”也不是相同的“多”;一个是单子个体的,一个是内在联系的,因此一个是二元的,一个是不分的。不过,其实中国文化中是有“一多二元”的。我们文化中经常发生有人强调差别,不是看到差别也是相系不分的,而是不恰当强调差别,搞一己个体我行我素,就变成了“一多二元”。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儒、释、道。其实儒释道是分不开的、浑然一体的,是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次对待人生的。作为一个人,应该是儒、释、道的精神都具备。你在入世的时候是个儒家,你在修养自己心性的时则是个道家。一个人不可能同他人、社会断绝关系,如这样不是真正的道家或者释家了。我个人认为庄子在这方面是有点过头的。或许他太强调个人和天地万物的交流,过分摒弃儒家的说法和做法。庄子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被边缘化,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那些读书人做官到了非常不得意的地步,弃官而走,回乡隐居,他才会用庄子态度安慰自己。老子《道德经》其实是很入世的,是为君王或为国家第一把手讲道德、立精神规矩的。国家第一负责人必须要具备老子《道德经》的思想高度和深度。正像习近平主席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他已经从精神上把自己完全彻底交付与人民了。每一个做领导干部的人本应该达到一种无我的为人民服务境界,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完全彻底地和人民融化在一起。


  6、“一多不分”的来源


  “一多不分”的说法是唐君毅先生提出的。他的《中国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民国丛书》第一编 5 哲学宗教类 上海书店 1989年10月第一版)提出与西方传统哲学比较,关于中国哲学文化的七个观点:1)无定体观:没有本体质相的一成不变,只有一种流行,一种动态,一个过程;2)生生不已观:源自《易经》所谓“生生之谓易”;从不将宇宙视为有止息;3)一多不分观:“一多相贯摄之”、“万殊一体”、“一致百虑”;一种关于内在性、互相构成性关系的学说;4)非定命观:非单线单向决定性的,非必然性的,瞬息而变的呈现状态秩序(一种无创造者,宇宙没有神之前定计划之说);5)含有无动静观:决定性与未决性之不分延续,平衡状态与变动状态之不分延续(恒视宇宙为即有即无、即动即静);6)无往不复观:非往而不返,无往不复,自反,阴阳互含相反(宇宙恒非直线进行,而为轮流周转);7)性即天道观:任何物质性均蕴含宇宙整体性之展现(天性合称,性天不二)。我们看到,第四点是“一多不分”观,是核心的。


  不过很可惜,唐君毅开始做了很重要的中西比较,高度总结出来一些精道深刻性很强的比较中西哲学观点,但后来却放弃了。安老师接过他的“一多不分”观,同郝大维,罗思文一起发展、形成了一套体系性很强的比较哲学理论。我在夏威夷大学上他的课,我上课的时候也去请安老师过来讲。后来回到中国,安老师和我都认为,在中国多讲“一多不分”,因为中国经典中有举不胜举很多与这一观念相同含义的雅言,“一多不分”是很容易传播开来的。


  7、什么是正确哲学?中国是怎样的“一多不分”?跟“周期论”、“精华”、“糟粕”什么关系?


  不止中国,世界也一样,一切都是“一多不分”的。只要解释开了之后一切都是“一多不分”的。“一多不分”是一个生命组织体系,是一个生生不已的过程。讲维护人与人、人与天地之间和谐的关系和有利于生命的存在和延续繁衍道理的,才是正确的哲学,才是正确的理论。但是如果社会出现了破坏生命体系、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社会整体性一部分人压迫另外一部分人,这个时候就要有六十四卦中的革卦情势来从整体上校正这种已经是非“一多不分”的状况。就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讲阶级斗争,因为整个社会已是一部分人掠夺压迫另一部分人,都在搞“一多二元”的破坏人与人相互依存恰当关系的活动,所以要将“一多二元”还原到正常的“一多不分”社会状态。就像得了病要治病一样,这时候需要“一多不分”的哲学来进行革命。《孟子》中提到的殷纣王,这样的腐败倒行逆施独夫民贼,就要把他推翻。历史上这样的昏君发生不少,不理朝政,沉迷于享乐之中。


  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后把它叫做“封建主义”那种腐败。我们是用了“封建主义”这个西方词汇来指代这种不正常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应当注意,在把中国文化说成封建专制文化的时候,不能笼统说。因为其实它是专指那些背离“一多不分”的走邪倾向,特别是国家治理者,第一把手或者是宰相级别的,因为他的昏庸而导致造成的社会大量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在某一个朝代或某一个社会表现的特别明显。这也是那种“周期论”。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亲眼见证了前朝灭亡的过程,腐败造成的天下大乱,百姓起义和推翻了前朝,自己再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王朝,这时候他就很清楚地体会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出于儒家治国理念是民本思想,所以一般开国之后会很为百姓着想,也会有太平盛世,但第二代,第三代的皇帝的百姓意识则越来越淡薄,直到社会充满腐败和弊病、乱象丛生最后导致一个王朝灭亡。


  这就是“周期论”。所以毛主席在延安会见黄炎培的时候,黄炎培就说中国朝代变迁一直在翻来覆去,共产党掌权之后会不会还是这种情况。毛主席当时打了保票,说我们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共产党赢得全国之后,从西柏坡移师北京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进京赶考去了,共产党不能失败,答卷不能不及格。意思是我们原来是搞革命的,现在胜利了掌权了,不能像以前国民党政府官员一样搞腐败,将来被别人革命。1949年解放后毛主席反反复复的提出这个问题,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进行一次次的运动。后来有人提到那个时代的运动,还采取了一种负面叙述,认为他老人家没完没了搞整人,搞运动,把人搞得心很烦。但如果理解到毛主席的远虑和远见,该是能体会他为什么这么做。最后弄得不行,毛主席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当时有一些说法,比如“文化部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部”,因为文化部领导下搞得剧目都是古代帝王将相,没有一点以歌颂人民为主的内容。所以后来要搞文艺革命,就是不再搞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而是搞以人民为主角的文艺。它其实也是从文艺方面解决有利于革命后人民政权继续保持红色性质的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问题。


  后来文化大革命当中,大字报揭露有些领导干部搞了腐败,搞享受,吃吃喝喝,惹得他们不高兴。一些高级干部、干部子弟,都表现不理解,心里抵触。他们恐怕有不少人这么想,我们参加共产党为老百姓打天下,脑袋系在裤腰带上,革命那么苦,那么久,好不容易胜利了,吃点喝点、享受点有什么不可以?可以理解嘛,搞上纲上线,哪有那么严重?但是毛主席看得远,认为这种思想只要有一点点放松,就能会增长蔓延。比如1949年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毛主席就说“酸菜里面出政治”。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时候经常演出一些防止腐化堕落的剧目。有一个话剧,描写一个年轻工人工资才几十块钱,却做了一身西服花了148元。148元在当时是很多钱呢,被认为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现象。毛主席那个时候很警惕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他思想得很深远,是见微知著。人变坏常常是先从一点一滴开始。如果不进行教育会变得很严重。但是一般人思想是达不到这种高度的,很多人对这样点滴开始的腐化是看不清楚,没有警惕的。


  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有精华也有糟粕,但是你在经典中是找不到糟粕的,糟粕都是在人身上发生的、变成的。糟粕并不是在人们所接受的一些理念本身。理念变成糟粕,是因为在人身上不执行或者执行得不恰当而变成的。比如读书人科举考试,考了秀才、举人,甚至考了进士、状元,最后敲锣打鼓报喜讯,把官服送到家里,很是光宗耀祖。这本来很自然,没有什么错。但是在人的身上,如果变成读书只是为考状元,为当官,就是错的了,目的不对了。所以中国文化中的糟粕,是人在行为、做事过程当中发生走偏的,并不是理念本身是错的。像“二十四孝”当中有“为父尝粪”故事,现在的人听了接受不了。实际正是亲情所致,不该有丝毫惊诧。它是儿女本分。你跟父母的生命至亲关系,在一定要能做到的关键时候做到这个地步,这是真“孝”。这里没什么“人权”问题,没有什么理由;是父母把你生下来,带到这个世界,没有父母就没有你,父母无私地养育你,可以为你做一切,能无怨无悔为你牺牲他们自己,这是天地“一多不分”生生不已的自然关系。所以你要做到“孝”,就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之下,也为父母这样做,父母才能从生命垂危之下有生存转机。这也是天地“一多不分”生命关系在你身上的与父母亲情所致的行为呈现。这并不是说你每天都要这么做,而是在特殊需要情况之下,非常必要情况下,你要毫不犹豫做到,是自然孝顺之情之至。


  这是中国“一多不分”生生哲学文化的传统。它只有在作为理念被人们僵化固定起来之时,才会发生不合理。可以说,中国文化发生在哪里都是“一多不分”。凡是内含“一多不分”精神的就是好文化,凡是不做或者做得过分了的,或者不合时宜的,就变成糟粕了。比方说朋友一起喝酒,这种文化本来是有益于人的“一多不分”关系,但如在这个过程中,说酒话说得太离谱了,过分地灌别人喝酒,或者喝醉了耍酒疯,作为文化就走偏了,是从“一多不分”走向“一多二元”了。“一多不分”其实与“仁义”是同一道理。一个人须有主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知道“为”到什么程度就是“一多不分”,稍微过份就会变“一多二元”。从宏大方面说,“一多不分”是天地宇宙的一个大生命体系,从细小方面说,则是人的思想行为处处都小心谨慎。正所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是“夹着尾巴做人”,是要“慎独”、“一日三省吾身”。当然,在需要潇洒的时候,也得放得开。不然有时时机不等人,也会因为太谨小慎微而错过。中国文化是很难的文化,但它是智慧文化,它教给人非常聪颖的灵活的思想行为指导和判断。如果处处做得恰到好处,当然不容易。但作为一个人,就必得尽力朝着更好去努力。这样会随时把做人的精神提领起来,心胸开阔起来,眼界明亮起来,才是符合“一多不分”精神,人才能活得好,家庭、社会也就好。所以归根到底是“道”,是仁义礼智信。


  8、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中国的“一多不分”如何与西方文化会通?


  “会通”这个词语,也像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些话,这些说法其实是笼统的。这是中国人当达到一个很高境界时体会出来的,我们确实应该实现它。但如果只是笼统地讲就会使人产生误解。比如说与西方文化会通,我们一定要知道要与西方文化的哪个部分去会通,哪些东西根本会通不了。我们讲会通,其实应该知道西方传统有“第一问题思维”和“第二问题思维”。“第一问题思维”是西方文化的“一多不分”元素,像古希腊赫利克里特,还有马克思思想以及某些后现代主义等。“第一问题思维”是把宇宙看成动态的、内在联系的。中国文化与这样的世界观相通,是可会通的。而不是“个人主义”——其实是一己主义,搞得极端了,就会是邪恶行为,你去银行存款有人在路边藏着在打主意抢你的钱,就变成一个社会安全问题了。跟它有“会通”问题吗?它跟你甭说是比喻两种文化传统元素,即使在同一文化传统也是无从谈起“会通”的!


  中国文化所讲的“安全”来自何处?很简单,朋友多了就是安全!走到哪儿都到处是朋友!正是俗语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个人主义”意义的“安全”不是这样的!它的“安全”含义是他要得到一样东西,他看到你从中作梗,你就是他的“安全”问题!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所讲的“安全”。大家注意,这是在国际关系上流行的“安全”这个语汇的意思。比如它要到中国来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共产党领导下,或者在中国有人不让它这样干,这就成了它的“安全”问题。中国的“外交”二字,望文生义,是要同自己之外的人们去交朋友,是交往。这不是英语的“foreign relations”(对外关系)、“foreign affairs”(对外事务)的含义。这种英语语汇是内涵竞争意义的二元对立理念。比如美国说它的利益在地球的某某地方——它觉得世界没有什么地方它不能去——有人若是从中作梗、构成阻碍,就成了“威胁”,成为对它的“安全”问题。同这样的“一多二元”思想行为和话语,心怀“一多不分”出发点是没有办法“会通”,也谈不上,只能智慧地去对待。


  在当今信息发达网络迅速时代,我们必须把跟什么文化元素才有会通可能的问题弄清楚之后,才自然知道如何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因此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对于这种“一多二元”的霸权主义,只能在策略上采取机智对待的手段,不可愚蠢地盲目讲“会通”。比如它要到中国来赚钱,它必须得遵守中国的规矩,决不能搞零和游戏伤害中国利益。中国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利益都是人民的利益。要是它做不到,宁可不让它来。这样的对待是策略性的、周旋性的、智慧的。这不是“会通”。而我们要“会通”的,是会通它们的人民,会通它社会文化内部与中国文化可以相通的部分。比如我们讲“一多不分”的中国政治、外交理念,去做人民之间相知相通,给它们的一般人民听,是容易获得共鸣和认可的。因为人民的经验生活都是离不开人与人关系的,离不开“一多不分”的。这才叫做“会通”,才能会通。但如果你去同它的统治层面人物讲会通,他们秉承的必须是它的“一多二元”信条,必得要天天讲“我的利益第一”。这是无从谈“会通”的。你同他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他的政治角色决定着他是不能理睬你的。


  所以我们在国际上讲文明“会通”,是一方面高举“一多不分”人类文化旗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方案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发展、互惠、共赢理念去搞世界相知相通。因为我们这样的主张很实际,总会有人认可,愿意与我们同路。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从中捣乱的、故意抹黑和妖魔化的,我们就得据理力争,要反驳,要揭露它“一多二元”的荒谬,分清是非。我们现在的欠缺,是话语体系建立不起来,不知如何回应,甚至不敢回击。因为我们对对方说实在的不摸底,不愿意把人家想得太坏和太不讲道理,总是心怀他和我们会“心同此心”、“各美其美”的美好心愿,而实际上太多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要明确声明,欧洲近代的大国崛起不是中国的榜样。这是表示基于“一多不分”文化传统,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是威胁的关键理由。如果我们不声明,反而跃跃欲试,把欧洲大国崛起作为榜样,一心想挤进那样“大国”的行列,必然起到坚定它把我们当做威胁的心态的作用。今天我们中国崛起是和平崛起。我们用人们看得见的实践,表明“和平崛起”是事实,是做到了的,这是优秀文化传统的“一多不分”特质起的作用,完全不同于西方大国崛起模式。我们通过交朋友,开放政策,互通有无,共同发展,不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搞侵略、掠夺那一套,告诉人们请不要给我们扣帽子。要用这样的话语强有力地怼回去。现在它反而用它当初搞的那套东西往我们头上扣,说中国搞新殖民主义。我们有些企业家做法可能的确显得自私自利了,但和殖民主义根本搭不上边,我们一方面要整顿内部,教育这些企业家,纠正他们的错误做法,另一面要正面回应这种指责。


  中国是因为对西方文化不摸底,认识不到它主流的“一多二元”哲学文化导致了它“我的利益第一”的想法做法和说法,才导致我们有不了恰当的话语权。我们其实是在用它的“一多二元”话语讲我们的“一多不分”的想法做法和说法,所以我们经常根本就不知道用什么话回应,不知道有效的回应的话语在哪里,甚至自己也使用扭曲自己的话语而使自己处于被动。被动之后又想,为了防止被动,有些话题最好还是不要提的好,于是“被动”又导致一些话题反倒成为我们自己敏感而不敢触及的,结果是捆绑了我们自己,只能绕着走。这使的“被动”加了一个“更”字。


  在今天中国再次崛起时代的大变局中,我们针对世界治理问题要提出中国方案。这样,真正的崛起,就不光是经济上、军事上崛起,必须得有文化的崛起,才是有思想保障的崛起。文化的“一多不分”性是与人相知相通、合理合法的根本保障。现在我们的文化上尚未崛起呢,还差得很远,对“一多不分”自己还没有理解,更还没有讲得出去。要在文化上站起来,就是要讲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一多不分”生生关系为本的生命哲学。现在的新时代是讲述我们原汁原味中国文化“一多不分”哲学的大好时机。用“一多不分”对照理解西方的“一多二元”传统文化结构,也就做到了真正与它对话了。西方人关心环境问题,战争问题,人工智似乎要战胜人类问题,我们的“一多不分”哲学文化,在这方面恰恰能讲出充分的道理。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重视、也早已经讲清楚了这些问题。这是我们为什么能在今天提出中国方案。比如说人工智能,西方人们担心人工智能会在将来统治人类,那我们就可以对待科学技术提出儒家的“一多不分”态度和理念:无论如何,科学只是手段,它必须一定要掌握在人类手里;必须是人类决定科技如何为自己使用而不是科技决定人类的命运。把这个人类和科技关系讲清楚,是参与西方对这个问题讨论的中国贡献,能表明中国能够提出很重要自己文化资源的特色方案。


  9、如何看待中国的“义利之辨”与西方的自由主义?


  西方的自由主义是自启蒙运动开启的。它的两个重要鼻祖是霍布斯和洛克。它的核心假设是“一己单子个体”利益为天经地义,单子个体人有权享受自由去追求一己之私的利益。由此出现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是以这一虚构的所谓“哲学”假设为基础而人为性蛮干(毫无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理性)起来的。八十年代卷土重来有一些西方政府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经典自由主义的后现代翻版,并且是更极端“自由化”和私有化。本来在西方有些国家已经在经济理论上接受“国家”、“政府”、“公共”等概念,新自由主义是又一次大规模风行对那些“国家”、“公共”领域重新实行私有化,再次鼓吹不要政府的手进行干预。在这样的自由主义面前提中国的“义利之辨”,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义利之辨”本是君子小人之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这个意义比,很清楚,西方的自由主义专门讲虚构概念的“一己私有”之利,尚未上升到君子参与进来的“义利之辨”,更谈不到提升到“义”程度。


  10、中国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与儒释道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科学”不能异想天开?


  其实儒、释、道有相通的同一套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也即都是“一多不分”的。应该说,人生世界唯此为大、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多不分”、天人合一天地万物宇宙观。正确人生观是“无我”的,是把自己放到家、社会、天地宇宙之间关系之中的。自己呵护好个人的生命,履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是“孝”。自己的身体不是一己个体的生命,是全家的生命,社会的生命,天地的生命。人要认识到自己本是天地整个大生命“一多不分”生生关系的一个小小具体环节。儒、释、道三家都讲的是这个道理。中国的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都是“一多不分”的宇宙论。不过以我的观点看,有些佛家派别有些消极方面,比如它强调遁世,还对冥冥之中的神秘性这一点可能讲得较多,不如道家、儒家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做法。佛教讲“因缘”,但“因缘”如同不可道之“道”,本是说不清楚的。“因缘”就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复杂关系的交集态势。事物的内在关系在特定的情势之中会聚到一起,造成新事物的产生。但是这些事物关系确切地是如何会聚结到一起和如何相互作用的,因为人类世界的手段是有限的,无法了解的和无法说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庄子、儒家或者中国文化是讲“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是很恰当的。


  直到慢慢地有了一些科学技术了,有些关系人可以搞清楚了,但仍然有大量搞不清楚的事物关系。人类也不能指望什么都能搞清楚,因为宇宙是无限的。这时如古人说“天机不可泄露”是必须严肃对待的。因为有的知识搞清楚了,如果让毫无宇宙理性观念、胡来的个人知道了,他就会人为地拿它作为实现不正当目的的手段。现在有人为免疫艾滋病而改写婴儿基因。一个自然人的基因被人为地改写之后,会确切产生什么后果是人在短期内根本尚不可预料的,是毫无宇宙理性观念的人不可想象的。不光是人的基因,跟人有关的自然物种的基因也是不可人为改写的。在这方面,宇宙理性观念不是这些科学家的优势。转基因食品是无可估量地非常有害的,尤其是不可由搞转基因技术领域的人所应该判定有害与否的。现在还有改写动物基因的。即是对跟人没有直接关系的、更可况如果对跟人生活构成关系的动物基因做改写,将必然直接对人类未来生命延续与生存造成严重影响。为了商业利润目的而克隆鸡鸭牛,是不负责任、犯罪的。尤其是克隆人,是万万绝对不要想的。我们搞明白了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地绝对不可异想天开地“自由”的。因为人的这样的行为是违反自然的,是反人类的,违反自然必遭惩罚。危害不是人的能力可预料的。科学技术如果离开了“一多不分”的生生哲学,将自然性改为人为性,任由其发展,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科学只可以为人类和自然的生命健康和生生不已生命的过程服务,为人类和自然的生生不息繁衍服务。


  11、如何看待近代以来西方人翻译的中国哲学和中国人翻译的西方哲学?


  这是一个一直很困扰我们的问题。中国哲学怎样才能翻译为外语?有人问“仁”字英语怎么翻,“德”这个词的英语是什么。其实我们需要跳出这种问问题的思维意识。这是因为要把中国哲学介绍出去,不意味着是非得要通过字对字翻译实现的。不存在西方一个词汇能拿来对应中国的一个词汇。二者之间几乎是没有相知相通词汇的。理由在于汉语和西语是各自承载一套自己的特定宇宙观、认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中国文字语言是承载中国哲学文化自己的一套“一多不分”宇宙观、认知观、思维观和崇尚观(价值观)体系的。中国文字、中国经典文献都充分地体现是对这一哲学文化的载体。西方的概念符号语言是承载它的一套“一多二元”宇宙观、认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体系的。它的哲学文化蕴意是与“God”那样一个唯一超绝本体分不开的,是与人同一切物体一样皆是单子个体的意识分不开的。也即它同汉语的不同,根本在于它讲述的彻底是另外一套认知天地宇宙人的故事。


  所以,中国和西方语言是不同故事的叙述话语,用的是彼此区别很大和各异的一套范畴、词汇,概念,逻辑。这两套语言是不具备相互替换使用功能的。因为这个缘故,近代以来人们将中国的哲学翻译为西方语言,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造成很大困惑。特别是有传教使命的人士们做的哲学翻译工作。从他们那里现在传承到我们手上的这些遗产,对这些英汉或汉英词典,中西比较哲学家郝大维、安乐哲的说法是“disasters”(灾难)。因为我们每每稍加琢磨,则会一下发现,英文与汉语被人拿来字对字互译的词汇,二者都原本在相当大程度上意义是不对应的。随手拈来的一个最简单的最日常的例子,比如汉语“大家”与英语“everyone”和“everybody”之间互译;“再见”与“goodbye”互译;“对不起”与“I am sorry”互译。其实涵义都是完全对应不上。


  有许多许多这种情况。用这样的字典,传教士或者汉学家,甚至中国人作的中国经典英译工作,则可以说皆是将中国的“一多不分”文化语义翻译成了西方“一多二元”文化语义。有的甚至有明显刻意,将孔子思想、儒家经典翻译到西方基督教思想的语言框架中去,结果它变成另一套次等级的基督教教义东西。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安乐哲从事比较中西哲学研究,用比较中西哲学方法做阐释中国哲学工作。他先用比较中西哲学做阐释,告诉读者《论语》同西方哲学相比之下,整体上是另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儒学的一套关键术语是表达什么样哲学宇宙观、认知观、思维观、人生观、崇尚观的。如果一旦与被翻译成的英语文化语义分离,它们原本是什么意思,它同西方人们习惯理解的相应西方概念的差别在哪里。安乐哲首先把中国经典的哲学文化语义环境——用他的话说是“阐释域境”(Interpretive context)——和历史文化背景交代清楚。最后他会拿出一个比其他翻译版本较为更接近中国原意的译本。


  比如说“君子”,历来的英译都是“a man of virtue”(有德能的人)、“noble person”(有贵族地位的人)或者“gentleman”(风度翩翩的人)。而安乐哲用的是“exemplary person”(楷模的人)。当然,不少国内学界老先生提出意见、不同意。但是其实如果了解比较哲学的做法的话,会理解到实在是找不到可完全对应的词汇。但想一想君子不是一种做好自己,对别人有风范效果的人,用自己言行影响大家吗?如果是,则正是“exemplary person”的含义。虽然不完全对应,但在很重要含义层面是可对应的。安乐哲是通过这样比较中西哲学的一套方法来做中国经典阐释与翻译的。


  我们中国人翻译西方的经典,比如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通过比较明显直接的字对字方法就被翻译成了汉语版本,还算比较对应,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可以说基本上是西方环境的一套“一多不分”思想。但是很多西方主流“一多二元”的文化作品,被翻译为汉语,就显得对应程度很差。当然它也是被硬是翻译进中国的语义环境里,像“liberty”和“freedom”被译为“自由”。但是汉语中没有原英语语义的“自由”;这个西方语义的“自由”离不开假设“God”存在和人皆是作为单子个体存在。被翻成中文的“自由”两个汉字,其实屏蔽了原英语词汇概念的根本涵义,变成了同它西方原词截然不同语义的一个汉语涵义词汇。汉语不蕴含对“God”的假设语义,所以变为很不对应的一个汉语自己本身词汇。


  如果按照“自由”的汉语本身含义去理解,就来到《庄子·逍遥游》的逍遥之意,或者《论语》中“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之意。“自由”在中国经典中原有的是这种“一多不分”哲学蕴意,也即当人能把天地人关系把握得很精道之时,与天地万物合一之时,才叫“自由”。这个涵义同西方God赋予单子个体人以“自由”的含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个个人自由是形体的自由,免除各种障碍,扩展到社会和哲学层次,则是我干我自己的事情不能容许别人、特别是政府的干预,无非是放纵一己的肉体和物质的欲望去“自由”追求。因此我们有一个观点,即凡牵涉到中西哲学文化话题的学术,只要是涉及西方哲学文化的,须是基于西语原文材料来源的,不然只凭西方文献的中文译本来源,是不可靠的,必须质疑的。任何西方翻译成汉语的学术资料,都是有同西方文化语义的结构差异的,都可能与西语原版相比是面目皆非的。


  12、中西方哲学如何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


  得知道“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一”在“一多不分”中是什么意思,“一”在“一多二元”里又是什么意思。“多”在“一多不分”中是什么意思,“多”在“一多二元”里又是什么意思。要清楚二者是什么差别,这样做了,一下子就搞明白了。卞俊峰先生编辑过一个小册子,书名是《豁然一多不分》,表达的就是这种感受。我们如果会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会豁然清晰。像我们现在搞的市场经济其实也是“一多二元”,因为基于的哲学在于鼓励人们为一己之私而追求,赚更多的钱。但这个“一多二元”有一顶大帽子是“一多不分”,意思是“一多二元”鼓励的为一己之私追求的哲学基础的市场经济,是由党和政府在宏观密切监查和调控的,要严格防止出大乱子的。所说“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还有现在的“让全体人民都享受改革开放成果”说法,都是对市场经济出现问题的矫正和指导。


  所以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的中国运作,是一个很复杂情况。显现的是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物质丰富;负面的是也带来整个社会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化。一己主义想法、做法和说法,充斥社会几乎所有领域。可以说电视节目大多都是表现个人主义“一多二元”意识的。另外如我们讲的事物向糟粕转化,我们很多想法说法和行为,本来是出于“一多不分”文化的,但由于缺少针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意识的批评和指导,表现出来变成不恰当的,过犹不及的,结果是“一多二元”的了。“两面人”、“两面事”、形式主义泛滥。因此比较哲学文化在此种环境中显得突出的重要。于个人而言,是要提供一种可以把握的生活的态度。人人要做“一多不分”的事情,主动避免不要肆意采取“一多二元”行为。


  在大的方面,我们能用“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的比照做到很清晰地分析解读国际政治,审视、分析中国和美国的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和哲学文化理念。对我们国家社会内部,“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也清晰有力地有利于对一些政策和社会流行说法的分析分辨。用这八个字的两把钥匙对各种媒体报道消息都可审视、分析。香港为什么出那样的乱子,就是因为延续数十年港内泛滥的“一多二元”个人一己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和媒体轰炸般地用它对社会不正确导向的影响,使得香港社会和青年普遍失去正确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方向。那里意识形态不是中国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直在人们头脑的发酵。久而久之,一有点导火索,必然一下子点燃,造成社会秩序大乱,不明是非的人们则会在一些有政治背景的人的蛊惑下,跳出来挑战中国和一些社会主义制度元素。所以有了“一多不分”,对很多事情是会看得很清楚的。


  13、如何推开通向理解中国之路的十二道障碍?


  这十二道障碍是有来头的。安乐哲和郝大维有一本比较中西哲学方法的书,英文是“Anticipating China”, 意思是“预想中国”。可以视为两位比较中西哲学家的比较哲学阐释方法概论。这本书每一章、节后面都有一个小结,称为“Anticipation”。它是尚未了解中国之前西方文化背景人们头脑先入为主存在的西方哲学文化设下的不恰当成见。这本书一共指出十二个,是西方人在理解中国之前必要跨越的十二道意识障碍。这也是说,一个西方人如果想理解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问题,要达到对中国有一个真正恰当了解,必须先推开西方哲学文化为他设下的在根源处与中国相差别的12个思维意识。他把这十二道障碍都搬开之后,才有希望了解到一个原汁原味文化的中国。当然,这十二道障碍是对西方人而言的。可它们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也很有用!这是说,一个中国人如果想理解西方文化的时候,你不能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笼统说法作为指导理解它的心态,而是需要把这12个同中国在根源上差别西方文化思维意识加上去,才有希望理解一个原汁原味文化的西方。可以说,这十二道障碍对中国人有用,对西方人则是关键。这十二道障碍是什么呢?在下面:


  1)中国没有西方的宇宙发生论假想:没有超绝“一”的假说;没有创世假说,没有假说的单一秩序,没有假设质相本体;没有假说的单向单线理性逻辑因果关系。


  2)中国不像西方重视静止永恒,轻视事物变化与过程;中国没有灵魂/肉体二元对立,没有超绝唯一本体同“非存在”和“变化万物”的二元对立意识;汉语中不存在表达本质性的系统词“to be”(“是”)。


  3)中国没有古希腊哲学家芝诺那种以自相矛盾寓言强化的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因而也没有理性同感性的被强化的对立。


  4)中国没有“物本质决定事物过程”的哲学思维;中国思维模式基于“意象”和类比以表达事物变化;西方的表达本质概念和词汇不能叙述过程与变化;


  5)中国不是相当于第二问题思维,不是逻辑或争辩地为自己辩护而抛弃类比法和采用分析法和争论法;中国是一种互系思维,相当于第一问题思维,采用类比法,是从人直接经验和想象力出发。


  6)西方传统反主流话语哲学文化是赫利克里特和辨士学派,是被理性客观主义边缘化的;中国传统反主流话语是一些类似的所谓“逻辑”和“理性”;“理性主义”在古代中国的出现是短暂的;在中国“个人的”与“客观的”、“理论的”与“实践的”并未出现西方的明显二元对立。


  7)中国不存在以“客观定义”认识事物、寻求事物抽象本质和按本质分类的传统;中国也没有西方将“心灵”(psyche)抽象地分为理性、精神和激情三位一体,因而这样的智性文化模式没有像在西方那样在中国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文化。


  8)中国传统不存在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个中国版本;中国不存在柏拉图的“理念”(eidos)和亚里士多德的“本质”(ousia)概念,也没有他们的知识“分界线”(the Divided Line)和“四因”(Four Causes)传统,所以不可以他们的理论范畴用于理解中国哲人。


  9)中国不以“普世范畴”(universal categories)界定人性和假设人类同一性(unity of mankind),也不以此界定文化和历史。中国尊崇人世的文化英雄人物,而不是西方式“超绝结构”(transcendental structures)、理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ason)和三位一体上帝(the Trinitarian of God),不以此表达人的意义;历史不是神学或者哲学假设原则决定的线性向前运动,而是任何具体环境协作成功与失败的内在运动。


  10) 如果解读中国文化思想意识(学术、宗教、技术等等)用的是西方的虚构性超绝万物的法与原则构成的单一秩序世界,如果用西方理论假设原型语义环境的词汇定义,那么对这一很不相同中国文化的理解,将肯定是失败的。


  11)在西方人理解中国路上对他们起到障碍作用的都是称为“第二问题思维”的那些假设。过程哲学、后现代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等等,开始取消作为思维主要目的的“客观性”法则。这是重视变化和过程、多样的直观和秩序的非单一性,成为一个回归第一问题思维信号。如果西方人采用可替代第二问题思维的别的理解方法,那么对中国理解的效果才会肯定更好。


  12)这些障碍是西方文化语义环境的障碍。从西方走近中国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当中一些障碍,阐释文化对话必然存在的障碍。它们是宏大范畴的体系性结构,我们必须认识到用它解读中国必然导致单一化误导与障碍。我们必须了解第一问题与第二问题思维、审美性和逻辑性秩序、理性单线单向的与互系性思维之间存在的明显的不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努力去做到最大可能地调正这些范畴与差异,以致符合中国文化语义环境。


  14、《易经》如何在现代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其实很简单,如果釐清脉络,非常清楚有内在联系将中国古代经典《易经》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连结在一起。先理解一下马克思主义是怎么产生的!我说的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怎么跟《易经》有关系。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认可和吸纳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但又是将黑格尔辩证哲学体系颠倒过来的,已不同于黑格尔那个与西方主流上帝相类似的绝对精神概念(Geist)。马克思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所谓“唯物”是“唯”人类经验生活的现实,是社会现实关系变化的辩证法。它不是今天许多人说的“唯物”,它是跑到形而上学“物质”上去了。马克思的不是假设抽象概念“物质”。“唯物辩证法”是“维”社会实在,“维”人的经验;是“唯”这个“物”谈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为“唯物主义”的变化而有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由传到西方的老子《道德经》得到的启发。除了黑格尔,还有其他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哲人,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等。因为受他们的影响,所以马克思思想的产生实际上是可以最后找到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的。中国传统是马克思思想的间接来源土壤。因此,马克思有一个类似中国《易经》的自然宇宙观。比如马克思说: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眼中的世界在根本上区别于西方主流传统。他认为世界是不停变化、运动的,没有不变化、不运动的世界物质,没有物质是不变化、不运动的。


  特别是正像美国马克思哲学学者伯泰尔?欧曼(Bertell Ollman)强调,马克思讲的是“内在关系”。马克思说的是,一切东西之间都是内在联系的,包括商品、劳动力、生产力、生产关系、价格;这些事物之间是内在联系的。马克思所分析的是这个内在关系。他把人看成是社会关系的。这样,马克思思想就同中国传统思想是一条路子。分析“内在联系”历来不是西方学术主流,但是由于是使用西方的分析方法,所以他把内在联系讲得非常清晰。西方传统走到马克思的学术这里,是最高的,是至今没有人能与他比肩的。


  我当初到了美国之后,发现学者们在争论: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决定主义和经济决定主义,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意志主义。“意志主义”是说,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也要搞起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来,是一种非唯物的凭想象。一些人这样批评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毛主席的思想。当时引起我的好奇和兴趣。经过学习研究,我有了自己观点,我加入他们的争论,提出:中国不是他们说的“意志主义”(voluntarism)。毛泽东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想的和所做的事情,恰是基于中国社会而提出的中国应该怎么干;也即拿过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变成中国的,适应中国的环境进行运作。凡是不切合中国环境的,都根据中国环境内部的实际情况做。但是在哲学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构成一套的东西。


  这等于最后是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同《易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关系。是在什么点上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在“一多不分”上;它们是同一个“一多不分”哲学。马克思主义是“一多二元”主流文化传统中的异军突起,分野出来的。也即马克思在“一多二元”里面搞出一个“一多不分”哲学来。马克思思想在欧洲产生的社会影响非常大。他的思想成为指导轰轰烈烈工人运动的革命理论。消息传到欧洲之外,传到了中国,所以中国人才知道了西方有个马克思主义,而且慢慢知道它说的是什么。它被翻译为中文立刻开始对中国有了影响。随着又爆发俄国十月革命,从邻居又对中国发生直接影响。


  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认真起来,开始组织学习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随之又有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为中文。在历史上,可以说给了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一个契机;在立场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替工人说话,批评社会疾病,批评个人主义私有资本,是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相契合的。有理由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这个传播,背后没有哪个政府力量,没有什么外国军队和炮舰载着传教士来把它强塞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完全是一个个中国知识分子由己而出的个人能动,必然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是具有共鸣的思想。是在这个节点上,我们能够解释,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实际发生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来的马克思思想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又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是中国从《易经》开始的传统文化的自然宇宙观;而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易经》为源头活水的中国思想文化被传播到西方以后,马克思受到它的影响在西方把主流的“一多二元”否定掉了,异军突起地建立了一个“一多不分”哲学。这恰是由于受到《道德经》以及中国文化“一阴一阳”哲学的影响的反映。马克思主义与《易经》是在世界观、认知观、思维观、人生观等几个重要哲学范畴都是相通的。因此我们今天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在结构上、在哲学层次打通,确认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应当说这个联系是确凿的,不是瞎编的。这个结论有各种材料,理论分析做基础,很确切的。


  15、“一多不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那个“一多二元”主流文化语义环境中发展出来的、区别于“一多二元”的哲学思想。它的产生有中国哲学文化土壤的影响作用。它本身则可说是从“一多二元”传统转为“一多不分”的哲学文化。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一经介绍到中国,被译为中文,则完全进入中国语境,成为中国的东西。可以举个例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英文版有“two extremes meet”(两个终极从两个方向而来会面)的一语,它被译成汉语“两极相通”,一下就变成了《易经》哲学。还有“辩证唯物论”英文文献有“contradiction”的概念。在西语中,“contradiction”是动作词“冲突”的涵义,但是被译为汉语“矛盾”,一下就变成了韩非子寓言中的“一矛又一盾”意象。这样,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语义环境的矛盾的意象涵义,则整个变成中国语境的内在关系哲学叙事结构。其实西方很多理念翻译为汉语之后,都有这样一种变化,实现了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变化为中国语境的道理,经过很多人的手,如李达、艾思奇、张如心、陈唯实等等,甚至包括蔡元培,有一大批人。最后到毛主席手上,成为一个最终成熟的中国版本。毛主席本人读过的中国哲学,中国经典文献,文史哲很多很多。他大量的是用书页旁批方法阐述自己思想,在理解马克思主义语句时引用中国古代经典章句。毛主席发展了他自己的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典哲学结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版本。他写的《矛盾论》、《实践论》,还有许多其他哲学论文,是他自己的一套话语。现在回过头看,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经典哲学结合在一起的版本,这一套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话语,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语言,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新形式,是很恰当的。“一多不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是这样建成的。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的变化是这样完成的。《易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多不分”一脉相承的,它们都属于“一多不分”哲学文化。


  16、中国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


  在2002年的一次在香港召开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会议上,我在发言中讲了树立文化自信问题。“自信”前面要有“自觉”;如果没有“自觉”,“自信”是不会有的。自信是建立在“我的文化是好样的,是好东西”信念上的,有这个信念才能自信起来。如果对自己文化没有认识,也不认同,总是觉得西方才是好文化,怎么会自信得起来?不会的!所以你必得有自觉,到根子上去认识自己文化,又必得今天说的比较中西哲学文化这个大视野的认识过程。一旦有中西比较大格局,了解到西方主流传统是“一多二元”哲学文化,中国是“一多不分”哲学文化,才会意识到“一多不分”传统,一点也不比“一多二元”文化低劣,而且甚至还有其特殊优势。只有自觉到这里,我们才会毫无疑问对中国文化是好东西坚信起来,才会有由己而出的文化自信。如果我们自觉不到这里,尽管总是嘴上讲自信,心里却总是对西方文化感到自愧不如,无法产生文化自信。看看我们各种媒体,我们学术群,西方一有个什么新词儿,立刻就一窝蜂地炒作这个词。人们都要百般地附会那个词,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什么“政治正确”等等。这种浮躁心态怎么能自信得起来?所以,文化自信一定要有出于自己对文化本来面目真的理解而产生自觉的过程。心怀文化自信,须由文化自觉树立起来。


  对文化怎么自觉,则是要通过比较中西哲学,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一种特质的“一多不分”哲学智慧,同时认识到西方主流“一多二元”传统的假设性、虚构性,或者说具有一种哲学的谬误性。当然我们讲西方是形而上学传统,是一种假设、抽象、线性逻辑的思辨推理,不是完全否定态度,而是一分为二的。它是一种方法论,在认识问题方面可以给我们一个西方的抽象看问题角度。但一定记住,是抽象地看问题。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不是被简化抽象的那样。这需要回到现实去,要把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性复杂状况复原回去。形而上学在一定条件下帮助我们抽象理解问题,但在处理现实社会问题上,抽象理解尽管对思路有一定帮助,还是根本需要不脱离实际的联系性思维智慧。


  如果硬是按照形而上学的抽象假设在实际中处理问题的话,就有点傻了。比如你本来是同他人有不可分关联的,你非要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同任何人毫无关系的单子个体,不是有点傻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人有自知之明才是聪明的,你偏要教育你孩子,他不用跟任何别人学什么优点,他自己是最优秀的,这不是教给孩子傻子思维是什么?不是加害于孩子是什么?中国文化教的就是人要有自知之明,天外有天,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须时时刻刻谦虚谨慎,三人行必有我师,时刻有见贤思齐之心。这样的孩子或者大人,才能明智地做人对不对?给孩子灌输“你是最棒的、最优秀的,谁都不用学,要建立自我个人意识,你就是好样的”,等于是教他去捅娄子、犯错误!如果这样比较起来,两个思维方式和文化,哪个优、哪个劣,还搞不清楚吗?对哪个更有自信,不是自然的吗?所以,文化自信是要先有文化自觉,没有文化自觉,就无自信可言。


  17、“中国故事”必须从哪里讲起?


  如何讲出中国故事?就是要用“一多不分”讲。中国故事都是“一多不分”故事。讲中国故事,是讲“一多不分”文化精神,是讲“一多不分”话语。这是说,把中国故事,把中国经典,一是讲出它们特有中国的“一多不分”、无处不相连,无一物是单子个体的天地观、认知观、思维观和崇尚观,讲出它是如何的“一多不分”涵义。这样才会讲到西方听众耳朵里去,让他们听懂。因为这同西方那“一多二元”恰好对照!如果讲不出“一多不分”含义,同“一多二元”形不成一个对照,则西方听众不容易听懂。比如我们有一部宣传“改革开放”纪录片,其中有一段外国人问中国人为什么清明节去扫墓烧纸。回答这一问题的中国人说“这是我们传统,我们的风俗习惯,已经两千多年了,家家都这样做,这是我们文化。”这样讲的中国故事,西方听众不会听明白的。因为他没有把清明节扫墓烧纸不是“一多二元”敬上帝而是“一多不分”敬先人的文化意义讲出来。要讲出这样的习俗的同西方对照的涵义才行,讲出如何“一多不分”是扫墓、烧纸的涵义。


  我们很需要讲,西方诚敬是对上帝,中国诚敬是对先人。为什么敬先人?中华民族文化尊重从先人那里血脉和文脉相传的延续性,与先人、与历史文化的“一多不分”和一脉相承。尊重、敬畏先辈,表达我们不忘从哪里来,不可偏离初心和来处;看看今天我们什么样,念及同过去的延续不分,是过去造就了我们能来到今天的基因。中华民族有慎终追远传统,看重与祖上的“一多不分”血液和文化的相传。文脉血脉关系延续在人与人之间、在前辈与后辈之间一以贯之。其中也自然包含天地、社会和共同的信仰和理念,都是呈现为大生命系统,是有机的“一多不分”关系和浑然而一的整体性。扫墓、烧纸是中国人这种“一多不分”世界观、认识论、人生观的表现形式,并认同这样的行为,表示它十分重要,相似于常说的“价值观”涵义。认为不是从上帝那儿来,而是从祖先那儿来,看重跟祖先文化的、血脉的、生理的延续性。


  这样讲就讲明白了。这是对照西方的“一多二元”传统讲。在“一多二元”信仰中,人都是上帝创造,人跟人是作为独立单子个体关系。这样一讲,也把中国人的情感来源、文化源头这种重要意义元素讲出来了。今天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过去曾是那样。祖先的位置在我们心目中得到非常的崇敬。在中国人人都要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对于父母,我们如今活着,是他们的延续,是不能不尊重的。这样西方人就听懂了,因为它不是这样的。把“一多不分”意义讲出来,正好对照它的“一多二元”。中国故事这样才能讲出去,否则讲不出去。


  中国人要意识,要能把经典给西方听众讲懂,说出经典里面讲的什么精神?这则要求中国人首先自己明白经典的中国独具特色精神是什么。比如:什么叫“天行健”?什么叫“地势坤”?随便的经典中一句话或者一个篇章,能讲得让西方听众听懂,必得把它的“一多不分”哲学含义讲出来。不讲“一多不分”,他就不容易理解。这就是我说的,中国经典的每个观念、每句话,每篇文章,精神都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天地万物“一多不分”的蕴意,都蕴含中国的特殊认识天地万物方法和中国文化的重在对待“一多不分”生命关系,以生生关系为贵,崇尚生生不已生命的延续,唯此为大。只有“一多不分”的恰到好处的生生关系,才可承载生命过程,才会有生命繁衍。


  要把这一个中国哲学意义讲出来。中国经典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一个特殊角度讲的“一多不分”。要能讲哪一句话是从哪个角度、在哪个范畴,哪个层次在讲“一多不分”。要能讲它如何体现和表达“一多不分”意义的世界观、认知观、思维观、人生观这几大哲学元素。只有能这样讲,一个中国人才能把自古至今优秀传统的哲学文化真正变成自己的精神财富,才能把经典蕴藏的中国故事讲出去。我们应当意会到,其实西方人问中国人的“为什么”,问的就是这个“一多不分”,这个跟他们“一多二元”不一样的宇宙观,问的就是从它延展开来、一以贯之的中国独具特色的“一多不分”文化。“一多不分”呈现中国人特殊的情怀和独具的精神。“一多不分”是中国人精神寄托与安身立命之本。做到这样的讲,才是容易听懂的中国故事。


  18、“比较中西哲学”对增强中国文化、道路、理论的自信有什么重要意义?


  比较中西哲学就是比较“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哲学。它贯穿在对中国哲学文化和对西方哲学文化相互认知的过程之中。自古中华民族休养生息是跟“一多不分”天地观、认知观、思维观和崇尚观的信念精神紧密相连的。可以说,没有“一多不分”哲学文化的中华民族精神,则不会有中华民族本身和她的生生不息。当今进行比较中西哲学,必得认识到区别于西方传统、并使中华民族得以数千年传承延续至今的,是一个“一多不分”哲学文化传统,我们才能对以“一多不分”哲学精神造就的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理论胸怀真正坚定的自信态度。中国文化、道路、制度和理论是“一多不分”哲学文化从古代、近现代同当代集大成的表现形式,是对人类大生命生存发展、生生不息自然经验的智慧总结。而且,我们今天达到理解的从传统延续至今的“一多不分”,用这样的比较中西哲学分析过程去叙述,不但使自己也使其他人民理解到,我们所说文化、道路、制度和理论,尤其“理论”其实都是“一多不分”道理;汉字“理论”二字,并不是西方“一多二元”的“theory”概念。


  通过这样的比较中西哲学来理解今天,理解从历史而来的延续,理解中国跟世界各国人民和民族的“一多不分”关系,这样作比较中西“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哲学文化理解和分析,它的指导意义是无可估量重大的。在中国应该开展这样的比较中西哲学文化、培养贯通中西文化人才教育,把具有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底蕴、外语能力较强的年轻人引领到这条展现中西大格局的道路上来。这样的教育要在“一多不分”哲学精华之处达到对中国经典和现代哲学文化的理解,形成健康的思维方式和有力的看待分析事物方法,使中国哲学文化成为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一方面人们要培养正确世界观、人生观、荣辱观,内化自己,另一方面要培养中华民族走向未来事业的合格接班人,甚至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人才,成为能为国家民族和为全人类贡献聪明才智的资源。


  19、“比较中西哲学”对思想、政治、外交、军事、中西交流等领域有什么重要意义?


  我的理解是,这个全球人类社会要有思想指导、要有哲学指导。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在正确的哲学的指导之下。如果没有正确的哲学指导,人类的行为和说话是错乱的,是偏执的,是走邪路的。没有人不是用思想指导去干事的。关键是不用不正确的思想做事,尤其是决不以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做事。所以作为一个人,尤其作为人类社会,要有正确的思想的指导。而且正确的哲学、正确的思想是当今这个人类社会太突出欠缺的。现在抓钱的人遍地都是,重视哲学的人不多。我们这个社会、整个全球,起引领作用的不是哲学,而是金钱和物色。所以现在这个人类居住的地球和构成的社会,到处是一片乱象,反映的就是缺乏哲学和人类缺乏生命的意义而导致。是这样,我们做的比较中西哲学教育是通过对各种各样哲学和文化的比较认识和思辨,探求什么是正确、恰当和足以值得作为人类生存意义的哲学。


  我举一个能很好说明问题的例子。中西比较哲学告诉我们“一多不分”的贵生哲学可成为对军事领域具有正确积极的重要指导作用。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中表达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时,提到《孙子兵法》这部古代兵书,第一句话是: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习主席指出要义是“慎战、不战”,和平是几千年来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刻进中国人民的基因;“今天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历史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中华民族和平的血脉和生理基因。


  无独有偶,《孙子兵法》的英文译者,其英文译本在西方发行17万多册的著名比较中西哲学家安乐哲也做出了深刻的评述。他说,《孙子兵法》是战争哲学,同《道德经》一样,是道家和平主义思想,视战争为祸事,人类不应该有战争,战争没有赢家,战场如坟地,战争没有光荣可言。西方兵书关心赢得战争,孙子却不是关心赢得战争,而是心怀人类优化共生的仁义。它不是讲通过破坏方式取胜,而是努力恢复世界和谐状态。孙子要尽力避免战争,如果不可避免,则须使战争损失最小。对孙子来说,军事从来不是荣耀,而是祸事,只是不得已,决不值得庆贺。《孙子兵法》今天被用于商界、体育界等,指导人们竞争是扭曲孙子思想的真谛。一定要知道《孙子兵法》是哲学不是手段,求共赢才是它的目的。它是超越战争的,不可被解读为制胜方略。人们不可令它工具化。《孙子兵法》帮助人们更好理解中国政策与举措。当今的大问题是世界不理解中国。西方历史有帝国主义,此种思维模式将“一带一路”朝帝国主义意义解读。而《孙子兵法》主旨,不是去摧毁敌人,而是提供控制局势智慧。为什么《孙子兵法》是像习主席和安乐哲所说的这样?因为孙子是“一多不分”贵生的哲学。他的兵书与西方兵书差别是什么?为什么世界不理解中国是大问题?因为世界被“一多二元”的文化主导着。


  正确哲学必须在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要起指导作用,无论是思想意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人群与人群关系,国与国关系。我们的娱乐、媒体,应该是什么样的?是要在恰当的、适合人和自然作为一个大生命体和大生命过程生生不已延续的哲学指导之下,而不是迷茫于以失去理性的物色欲望驱动下狂乱的思想与行为失态。比较中西哲学文化,是为未来有利于社会确立明确的人类生存与延续的目标,走上用哲学指导的一条正道、大道,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有坚定的自觉自信,有充分的理由阐述:比较中西哲学大格局的“一多不分”哲学,可指导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意识形态、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军事、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等各种领域。全部需要有恰当的哲学指导。这也正是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荣辱观。倘若一个人没有正确的这三观,那么他的想法、做法和说法就一定是错乱、方向迷失的,生活则绝不会是幸福的。社会也一样,是痛苦的、灾难的。


  20、人需要什么样的世界观?“比较中西哲学文化”教学怎样帮助学生确立正确三观?


  做比较中西哲学文化教学,要把中国富饶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层“一多不分”哲学精义解读阐释出来。我们须知从古到今所有经典文献都蕴含着、所有人生皆本应有那样一个哲学世界观、人生观和荣辱观。美好的人生皆围绕那么一个晶莹剔透的恰当哲学世界观、人生观和荣辱观,这恰好如同宝藏一样等待我们从古今经典中开发出来,阐述出来。这个过程本身即是形成正确世界观过程,是关于正确世界观、培养人的教育。


  怎么样完成这个教学过程,需要先掌握方法论。掌握方法论,是学习和了解中国和西方是什么样的两大哲学文化体系;中国的“一多不分”哲学文化是何以在数千年传统一以贯之的,是如何从《易经》开始,贯穿于《道德经》、儒释道经典乃至现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他社会主义经典中的。更有,鲜明体现在《资治通鉴》关于如何治理一个美好社会的治国理政思想,皆是围绕“一多不分”哲学文化这条红线。


  我们把这一一以贯之中国哲学文化体系了解清楚,是用“一多不分”,是通过比较中西哲学教学。这时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个“知彼知己”概念。“先知彼,再知己”是说我们是如何把中国“一多不分”哲学文化理解清楚的。它是来于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对西方主流传统的“一多二元”哲学文化理解清楚。我们需要教授印欧传统如何从古希腊走到古罗马,又如何从古罗马走到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又是如何走到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又如何走到现代,直到现代走到今天的后现代。这一整个过程穿插了多少具有里程碑意义思想家们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如何体现“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的交替与穿插。得到了比较“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两个哲学传统的确凿性和恰当性,在对它的运用之中,则会产生确切和实际的指导效果。同时这也是一个通过教学确立世界观、人生观、荣辱观三观的过程。


  诚然,实行比较中西哲学教学、教书育人,人们得以确立积极向上世界观、人生观、荣辱观,是作为同一个问题,作为同一个过程;都是在根源上着眼,解决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怎样恰当认识问题。三观是其本质。每一个人都面临这三观,每个人都不能不问、不想一想自己是有什么样三观的问题。而今天要讲人的三观问题,是更实际而且深刻层次做比较中西哲学比出来的,比出来的是以“一多不分”三观作为正确的三观:首先是世界观,由它而有人生观、荣辱观,甚至还有思维方式,都是“一多不分”的。


  高度概括地说,从孔夫子到毛泽东,整个历史贯穿的,数千年哲学文化一以贯之的,皆是“一多不分”的三观。中国优秀思想传统讲到哪儿,都是这“一多不分”三观。这是对天地人一个有机的大生命体系的关系组织的认识。《易经》的八八六十四卦,核心是天地人的一个有机的大生命体系的“一多不分”充满活力的组织状态。有理由说,贯穿《易经》的整个内容所要告诉人们的,是关于天地万物人构成一个大生命的哲学要义和人与自然生生不息协同创作的文化以及为万民得以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美好生活的哲人治国理政。这正是毛主席、共产党的理论实践和领导的以人民利益至上进行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同传统紧密相连的深层“一多不分”哲学文化,一以贯之地贯穿、体现于其间。


  曾经讲的“君子”,现代讲“共产党人”,讲的都是一群具有榜样力量的人,讲“做人”和“为人民服务”,讲“一多不分”无我人生观的“修齐治平”生命呈现。“为人民服务”的现代说法虽不一样,它的哲学内涵是一以贯之的,是同一套三观。“修齐治平”、“一日三省吾身”恰是现代“共产党人”的改造客观世界与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主观世界”有哪些与“客观世界”不符合、不恰当,“共产党人”要检查自己,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为历来志士仁人的“做人”。中国“一多不分”文化几千年以来的一以贯之,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不能不去认识这个问题,不能把现代与传统撕裂开,在“共产党人”同“君子”之间人为地砌一堵墙。以“一多不分”打通传统与现代,打通思想意识的不恰当隔阂,关系到明天会怎样和今天怎样行路的关键。认识“一多不分”三观,确立这三观,是贯穿比较中西哲学、贯通中西文化教学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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